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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山唐代畫圣吳道子觀音像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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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日本意外發現源自普陀山的“吳道子觀音像”拓本

  普陀山楊枝庵觀音殿中的“楊枝觀音碑”素與元代多寶塔、明故宮九龍寶殿并稱為“普陀三寶”,這是明代萬歷年間的浙直總兵侯繼高和寧紹參將劉炳文相繼為普陀山留下的寶貴財富,歷經400余年風雨滄桑,彌足珍貴。令人唏噓的是,閻立本的楊枝觀音像尤存,與之同立的吳道子所繪觀音像卻不見蹤跡,該像自明萬歷十五年(1587年)植于普陀山,而后一直無聞,殊為可惜。

  去年筆者在網上訪查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時,意外發現了源自普陀山的“吳道子觀音像”拓本。拓本高184cm、寬70cm,從拓本看原碑右上角雖有斷崩,但造像總體非常完整。觀音像與常人同大,赤腳立于云端,線條簡潔清晰。像左右側均題有簡介,左側為“唐吳道子作,中華南海普陀山立石之尊像摹造,而建于東海松島山瑞巖寺無相窟之旁,寬政庚申夏五月朔,曲江池維則謹模寫”,這個相當于題記,應為日本瑞巖寺立碑時所題;右側為“南海普陀山鎮海寺立石”,這個相當于版權標記,從書法字跡比較,也應是日本所題,為原碑所無。

  日本所得的吳道子觀音像顯然是得自普陀山,拓本所稱的“南海普陀山鎮海寺”就是現在的普陀山法雨寺,俗稱后寺。該寺由大智真融禪師始創于萬歷十五年(1587),因當時此地泉石幽勝,結茅為庵,取“法海潮音”之義,取名“海潮庵”。萬歷二十二年(1594),寧波知府吳安國為海潮庵題額“海潮寺”,三十四年(1606)朝廷賜額“護國永壽鎮海禪寺”,直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清廷賜金修寺并賜題“天花法雨”額始改稱法雨寺。“南海普陀山鎮海寺”應當存在了百年之久,即1594~1699之間,其下限距離日本瑞巌寺摹造的寛政庚申(1800)也近百年。吳道子觀音像與閻立本楊枝觀音像的立碑人是侯繼高,他在《游普陀洛迦山記》中曾說,“往余得吳道子所繪大士像,質素而雅。近又得閻立本所繪,則莊嚴而麗。二人皆唐名手,余并勒之于石。明發復詣寶陀,植碑于前殿之中。 ”按照這個說法,兩碑均立于寶陀寺(現普濟寺,俗稱前寺)前殿之中,拓本所稱的鎮海寺立石很可能是從前寺所復制而來。侯繼高當年上山時,大智真融禪師也曾命徒貫竹引泉,煮茗相待,侯在游記中寫道:“庵有樓,開牅視之,則滄溟灝瀚,近在幾席。而濤聲訇磕,震應巖谷,超然塵世矣。”如果吳道子觀音像當年立于鎮海寺的前身“海潮庵”中,應當不會失記。令人好奇的是,在國內已經失傳的普陀山吳道子觀音像,是如何傳播到日本的呢?

  二 日本的觀音像,最大可能就是“漂流民”傳播過去

  明代前期,日本向中國遣使十余次,先后持續一百多年,這就是所謂的遣明使。遣明使中除了第一次所派的祖阿、肥富外,均由京都五山禪僧擔任,這些僧人了解中國且擅長漢文。遣明使但凡經過普陀山,一般都要登山頂禮觀音,這促進了中日兩國的觀音信仰交流。令人遺憾的是,因為倭寇的關系,遣明使自嘉靖二十八年(1549)便已終止,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得見“南海普陀山鎮海寺立石”。至明朝因農民起義被清軍乘虛而入,困守舟山的魯王政權曾多次派人前往日本“請師”,并隨帶普陀山珍藏的萬歷皇帝之母所賜《藏經》作為禮物,鎮海寺立石造像拓本應當不足以隨行。康熙八年(1669)鎮海寺毀于兵火,康熙十年又遇遣僧離寺,直到康熙二十三年海禁解除,方才得以重新營建,在這段時間之內,哪怕鎮海寺立石造像仍然存在,日本人要得到恐怕也是難以想像的。返觀同時代的日本,為禁止葡萄牙人向日本人民傳天主教,寬永十年到寬永十六年(1633~1639)德川幕府連發五道鎖國令,禁止一切西方人到日本貿易,同時規定日本人在海外者不許回國,日本人不得出海,全面鎖國長達二百余年。日本鎖國期間,僅開放長崎作為唯一對外貿易港口與中國及荷蘭開展對外貿易,其中中國輸出的主要是生絲、絲織品、土產和書籍。鎮海寺的立石造像并非商品,而且存世量目前唯有瑞巖寺摹造吳道子觀音像。綜上所述,如果排除遣明使和貿易商大量傳播的可能,剩下的最大可能就是“漂流民”。

  三 日本在舟山海域多起“漂流民”事件與普陀山有關

  日本是個四面環海的群島國家,因其國土狹長,各地之間的交通主要由沿海的航線網絡構成。但日本列島周圍的氣候和洋流條件變化十分劇烈,正如明人張瀚在《松窗夢語·東倭記》中所寫:“海風之行,觸礁則摧,入涉則覆。又有黑風、海動之變,遇之則天地晦冥,波濤鼎沸……”日本全面鎖國期間,禁止民間建造大型船只,這使得日本民間僅有不抗風浪的近海駁船。當這些簡陋的帆船航行在海上,一旦遭遇臺風等惡劣天氣,其命運是不容樂觀的。這些遇難的船夫或船客在日本史料中被稱為“漂流民”,而在中國史料中則被稱為“難番”或“難夷”。最為舟山人了解的“漂流民”當屬清乾隆十七年(1752)十一月漂流至舟山的“春日丸”商船,該船從日本宮城縣氣仙沼市出發駛往千葉縣的銚子港,航行途中突遇暴風襲擊后動力系統嚴重受損,船長傳兵衛及其12名船員在海上漂泊了4個月,被舟山桃花島附近漁民救起并受到了精心護理和熱情款待。定海縣衙官吏聞訊后,將日本船員接到定海居住,寧波知府也曾專程乘船過海看望。次年三月,12名日本船員滿懷感激之情回到日本。“春日丸”所在的氣仙沼市,摹造吳道子觀音像的仙臺市松島瑞巖寺,兩地均屬于日本宮城縣且為近鄰,這既是偶然也可能是必然。

  “春日丸”之外,目前有據可查的“漂流民”事件還有多起。康熙七年(1668)十二月,日本名古屋附近大野村以源左衛門為船長的商船1艘,遇風暴先漂入菲律賓巴丹島被島民充為奴隸,1年后偷造小船逃到普陀山,僧民等贈與大米、青菜、木柴、衣服及磁石,并提供駛往長崎的海圖。康熙二十九年(1690)十一月,日本薩摩山川港船1艘11人,經廣東高州、福州海山漂入普陀山,由官府送回日本。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二月,日本贊岐國船1艘14人從遠州灘出發,于翌年三月五日漂至馬跡山,被在山上砍伐竹子的普陀山白華庵僧蘊空等人所救,載回普陀山暫住白華庵,寧波文武官員前來查訪后允許參拜山上寺庵,八月由官府發給證明文件分乘中國商人劉四官等兩船回國。這些“漂流民”應當是有機會獲得鎮海寺立石造像拓本的,在他們準備起航歸國時,請求拓像以供航海途中便于祈禱,這種可能性是比較大的。

  “吳道子觀音像”拓本的重現,為南海普陀山的雙碑合璧提供了難得的機會,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存的拓本保存非常完好,我們完全有理由期待有識之士能付諸實踐。借此機緣,法雨寺與瑞巖寺、普陀山與松島、舟山市與仙臺寺,也可繼“春日丸”之后再續東亞海上絲綢之路和海洋文化交流的新佳話。 (本版均為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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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剛 舟山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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