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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東薌與舟山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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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七年(1918年)1月,定海創辦了中國第一所漁業技術傳習所及漁業試驗場。漁業技術傳習所面向全省招生,中國漁撈業的老前輩李東薌(1879~1953年)是第一任所長兼場長。

  李東薌,江蘇崇明(今上海市崇明縣)人,學名李士襄,以字行。

  漁業技術傳習所創辦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受張謇資助,李東薌赴日本農商省東京水產講習所漁撈科學習,清宣統三年(1911年)畢業回國。民國元年(1912年),李東薌任農林部漁牧司技正,受命籌劃水產行政管理諸事。民國四年(1915年)1月1日,農商部批準李東薌任江蘇省立水產學校漁撈科主任。民國五年(1916年)1月,校長張镠病假,漁撈科主任李東薌代理校務。

  李東薌代理校務后,9月,組織江蘇省立水產學校制造科三年級學生赴寧波、舟山調查。民國六年(1917年)4月,制造科三年級學生赴寧波、舟山等地調查。 5月,漁撈科三年級學生乘“淞航號”赴衢山一帶漁場實習。10~11月漁撈科三年級學生乘“淞航號”船赴泗礁調查漁場。

  民國七年(1918年)1月,江蘇省立水產學校漁撈科主任李東薌受命去定海創辦中國第一所漁業技術傳習所及漁業試驗場,李任所長兼場長。分期分批召集漁民進行技術訓練,并從事試驗改進漁撈方法,歷時達八年。

  舟山漁場成培訓基地

  李東薌到定海后將定海漁業傳習所設在舊學宮,并開始招收甬、溫、臺和舟山籍的學員,還購置了“表海”號漁輪,以供傳習生進行實習,漁業試驗場辦在南郊大校場。農商部為此頒布《定海漁業技術傳習所傳習規程》和《定海漁業技術傳習所辦事細則》,規定其以“傳授漁業技術,改良漁具漁法”為宗旨。

  李東薌在定海任職后,也為江蘇省立水產學校提供了便利,把舟山漁場當作了該校學生的培訓基地。

  民國八年(1919年)2月,校長張镠親率教職員工赴泗礁、馬跡山等漁場調查。5~6月,張镠又率該校三年級學生赴馬跡山漁場實習。11月,漁撈科三年級學生乘“淞航號”赴馬跡山漁場實習。民國九年(1920年)3月,漁撈科三年級學生乘“淞航號”赴舟山實習。5~6月,張镠偕教職員工率本科三年級學生赴馬跡山漁場實習。12月,漁撈科二年級學生乘“淞航號”赴浙江嵊山漁場實習。民國十年(1921年)5~6月,校長張镠又偕教職員工率三年級學生赴岱山漁場實習。11月 ,漁撈科學生赴嵊山漁場實習。

  日本侵漁事件頻發

  民國17年(1928年),日本長崎海產株式會社漁業部長加藤和橫濱水族館館長平田包定到上海活動,以籌設水族館名義對中國東南漁業經濟資料進行調查收集并制訂侵漁計劃。

  民國19年(1930年),李在南京事業部任職,時有日本漁輪侵入長江口及江浙沿海捕魚,日本“博多丸”等20余艘漁輪在花鳥、嵊山漁場濫行捕撈,在上海銷售漁獲物,并以上海港為日漁輪停泊基地,嚴重侵犯我國主權。日軍一艘兵艦率領成批日本漁輪,侵入臨洪口、秦山東一帶捕魚。當年,日本漁輪入上海港達172艘次之多。民國20年(1931年)春,日本漁輪200余艘侵入舟山漁場捕魚。在民國17年~民國20年7月間,平均每年被侵漁業經濟損失在84萬元左右。

  浙江等沿海地方政府、漁業團體及上海市海員總會、上海市商會、吳淞水產學校同學會等紛紛致電國民政府,要求制止日本侵漁。

  與日方交涉,坦然置之

  李東薌專職承辦此案,鑒于我國當時尚未正式劃定領海界線,未與外國簽訂漁業協定,遂用當時我國關于禁止百噸以下外國輪船航行于我國岸海域侵與外洋之間的規定。

  民國20年(1931年)3月,國民政府財政部提出取締日輪侵漁議案,決定由實業、財政、海軍三部辦理此案,禁止日漁輪來我國港口。財政部則著令海關,此后凡非正式商船,確從外國口岸運來的鹽鮮魚貨,而無提單足以證明的,不得視為商品,一律禁止報關起岸。

  取締令一下,日本大使立即到國民政府實業部交涉,表示強烈抗議,當時由李東薌出面周旋。當日方在與李交涉時,得知李曾受過日本教育,不禁拍案斥李忘本,李東薌坦然置之無懼色,答以:“貴我雙方立場不同,各為本國但公理只有一條,請其鑒諒。 ”

  李東薌承辦此事后,于18年后(1948年)發表的一篇專論日本侵漁的文章有這樣一段描述:“回憶民國二十年筆者向暴日交涉侵漁,當時被不平等條約重重束縛,暴日之兇焰萬丈,威嚇壓迫,不可理喻,其艱苦困難,有非言語所可形容者。 ”

  抗日戰爭勝利后,民國35年(1946年)8月,由李東薌、侯朝海等發起,在上海組成江蘇省立水產學校復校委員會,發起募捐籌款,覓址謀劃復校。是年,國民政府農林部漁業善后物資管理處接受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一批漁業物資,設置漁業技術人員訓練委員會和漁業技術人員訓練所。漁訓所為實施訓練的行政部門,其正副所長由漁管處正副處長兼,由專職教務長李東薌主持日常工作。漁訓所下設漁撈科、制造科,有專職工作人員10余人,教師全部聘任。

  撰文維護中國漁權

  當日本在戰后重返中國沿海侵漁時,國內漁業界人士深感不安,上海漁業界人士紛紛致函《新聞報》《大公報》陳述反對意見,要求政府公布禁漁區和采取措施,以保護海洋漁業資源。李東薌撰《為制止日本侵漁案告國人》:“我們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仿照美國辦法,公布我國領海外的專用漁區,配備監視船,公布懲辦侵漁法令。”

  民國36年12月22日,在佘山東南海面鐵殼日輪“德廣丸15號”在捕魚。23日,佘山東北漁場有日本鐵殼漁輪10余艘在捕魚。26日,“東京丸”、“鯨丸”、“野樹丸”等鐵殼日輪5艘在長江口外海礁東南海面捕魚。

  民國37年,中國海軍即采取強硬手段,派“中建”艦前往緝捕,所錄口供50余件,確屬日輪有計劃侵漁,侵犯中國漁權,后經江浙區海洋漁業督導處、海軍第一軍區司令部、社會局、警察局等有關機關開庭審訊,查明侵漁屬實。

  時年,國民政府公布《日本漁船越界捕魚處理辦法》,規定:(1)日本捕魚區域在對日和約未簽訂前,應以駐日《盟軍總部》所規定的范圍為標準,其逾越該項范圍而向中國方向捕魚,以越界捕魚論;(2)凡越界捕魚的日本漁船、漁具、漁獲物應予沒收,其船長、船員驅逐出境;(3)越界捕魚的日本漁船經緝捕后,由當地最高漁業主管官署會同緝捕機關調查詢明后,應做成處分書,處分書應予宣布后交付越界的日本漁船船長,并報農林部備案。

  根據核定之辦法,船貨予以沒收,被俘人員由警察局驅逐出境。當年10月28日,日輪“蛭子丸”又侵入舟山洋面捕魚,被上海漁管處“漁平”輪拘獲,根據判處“云仙丸22號”先例,船貨沒收,人員驅逐出境。

  解放后,李東薌在華東軍政委員會水產局任計劃處處長。 1953年6月,因突發腦溢血,逝世于上海華東醫院,時年6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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