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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田野調查拓展《更路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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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研究人員王利兵

  海南有個潭門鎮。歷史上,漁民從潭門港出發,駕駛著單桅或雙桅的木帆船往來于潭門與西沙、南沙群島以及西沙、南沙群島與東南亞之間,使廣闊的南中國海成為漁民群體互動和文化交流十分頻繁的區域。潭門漁民因此被認為是目前中國唯一一個連續開發西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的漁民群體。

  在潭門開展田野調查期間,王利兵經常聽當地人這樣說,“沒有我們潭門漁民,就沒有中國今天的南海”。2012 年6月,國務院批準設立三沙市。根據規劃,三沙市分別在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設立社區和行政村。當前,在西沙群島駐島生活和生產的居民一共有200多位,這些居民中間的絕大多數都是來自潭門。除此之外,當前在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開展實際生產作業的漁民也都是來自潭門。昔日揚帆南海的潭門漁民,在闖蕩萬里海疆時,手里無不有一部《更路簿》。《更路簿》,又被稱作南海航道更路經、更路傳、水路簿、駛船更路簿、南海更路簿等,是過去海南東部沿海漁民航行南海的“指南針”,分為口傳和手抄本兩種。

  王利兵于2013—14年間在潭門開展田野調查期間,一共搜集到不同版本的手抄本《更路簿》十余份。他認為,《更路簿》不僅可以證明中國漁民是最早開發和經營南海諸島的群體,同時還可以證明集漁業生產和商業貿易于一身的漁民群體在歷史上曾與東南亞國家之間一直保有密切和頻繁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研究和調查《更路簿》及其背后人群的歷史和文化,對于理解和處理當前中國漁民在南海頻繁遭遇矛盾沖突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網》:個人感覺近年來對《更路簿》的研究,與前些年相比有一個特色是從以前的介紹性、定性的研究為主,在向進行深入的具體研究。您怎樣看待和評價對《更路簿》的研究趨勢和進展?

  王利兵:關于《更路簿》的研究最早以廈門大學韓振華教授等人為代表,老一輩學者對于《更路簿》的搜集調查和研究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但這一時期的《更路簿》研究基本還是以介紹性為主。后來研究南海交通史的一些學者依據《更路簿》的內容對風帆時代中國人航行南海的路線等進行了較多考證,論證了中國對于南海的歷史性權益。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學者對《更路簿》進行了更多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比如海南大學的周偉民教授。這些學者對于《更路簿》的研究與早期研究相比有很多進步,比如實地調查和漁民訪談等,研究的內容也更加精細,比如對南海島礁地名的漁民俗稱的考證等。總體來說,目前關于《更路簿》的研究主要還是以《更路簿》本身作為主要材料線索和研究內容。

  《中國社會科學網》:在博士論文中,您已經在用人類學的視角對海南潭門鎮等地區漁民的活動乃至《更路簿》等進行研究。先前,從事《更路簿》的研究多是地理學、歷史學等學科的學者。請問,從人類學的角度進行研究有哪些獨特的價值?

  王利兵:人類學擅長在長期田野調查基礎上對當地人群和歷史文化進行深描。我的研究就是通過對當地漁民群體進行長時期的深入調查,包括跟隨漁民出海作業等,盡量參與到漁民的生產生活當中,如此才能對漁民的歷史文化有更深的認識和理解。比如,我通過對海南潭門漁民的田野調查,發現潭門漁民歷史上有著很好的跨海流動作業和貿易的傳統。潭門漁民的這種跨海流動傳統不僅可以通過《更路簿》這種歷史性材料來體現,還可以通過當地漁民的宗教信仰、華僑親屬網絡、漁業生產傳統、歷史遺存等諸多方面得以體現,而后者只有通過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才能有所發現。僅僅通過研究《更路簿》,我們只知道歷史上潭門漁民到達過西沙、南沙群島,但對其他文化事項卻知之甚少,所以需要人類學的參與,開展更多關于歷史人類學的調查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網》:對《更路簿》的研究,一些學者反映,不能就《更路簿》研究研究《更路簿》。那么,從人類學的角度,如何拓展研究的范圍,增強研究的深度?

  王利兵:《更路簿》的誕生與漁民的實際生產生活密切相關,只有對漁民的生產生活有深入的認識才能理解諸如為何歷史上會誕生《更路簿》等問題。既有關于《更路簿》的研究只是針對《更路簿》本身,很少有人探討為何海南漁民會棄近海而揚帆遠航至西南沙群島開展漁業生產,也很少有人探討海南漁民前往西南沙群島開展漁業生產生活的具體內容和形式。而這些對于我們理解和研究《更路簿》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我對于潭門漁民作業所用的漁船等內容的調查和研究,發現潭門漁民的航海所用漁船以及相關文化事項與東南亞海島國家的一些海洋文化十分接近,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與漁民的生計方式和作業環境有很大關系。因此,我認為不應過分局限于《更路簿》本身的研究,而應該開展更多與《更路簿》相關的人群和歷史文化的調查研究,如此不僅可以加深我們對于《更路簿》的認識,而且在當下也更加具有現實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網》:從事《更路簿》和南海漁民的研究和調查時,您有哪些突出的體會?

  王利兵:因為歷史的緣故,中國學術研究對于海洋人群和歷史文化的關注還是十分欠缺,這一點是我自己在調查和研究中體會較深的一點。

  當前,南海問題日益突出,很多學科都展開了關于海洋的研究,但是更多還是以形而上的研究為主,缺乏實證性的研究成果。所以,我認為應該加大對于海洋人群和歷史文化的實地調查與研究,尤其是對漁民群體的調查研究。

  漁民作為海洋實踐之主體,是海洋利益的切實攸關者。正所謂“大國當為漁民謀”,重視漁民在當下尤其重要。近代著名實業家張謇在百年前就已提出“海權即漁權”,呼吁重視漁民和漁業,他認為:“海權漁界相為表里,海權在國,漁界在民。不明漁界,不足定海權。不伸海權,不足保漁界。互相維系,各國皆然。”在和平時代,漁權被認為是實質性的海權,是主權的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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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海 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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